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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证券:看淡期金1251美元止损


2018年11月16日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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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地震宗师”邓起东去世:在汶川震区,他向路边老人致歉自责无能

  核心提示:我国著名构造地质学家和地震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邓起东先生,因病于2018年11月6日23时22分在北京301医院逝世,享年80岁。

  我国著名构造地质学家和地震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邓起东先生,因病于2018年11月6日23时22分在北京301医院逝世,享年80岁。

  邓起东先生遗嘱的第一句话是“希望地质所越来越兴旺”。写到“兴旺”两字的时候,他已经不记得这两个字该怎么写了,女儿忍不住,说“爸爸,写不动就别写了。”而关于自己的财产、房产,邓起东一字未提。

  资料图片:邓起东院士作学术报告。中国科学院网站图

  “著作等身探究大地震成就一代宗师,青山踏破寻迹活断层撑开一片天地。”11月10日,北京八宝山殡仪馆竹厅,素净的花圈旁,黑底白字的挽联悬挂。前来告别的人胸挂小白花,手捧白菊,排成了长长的队伍,一直延续到厅外广场上。

  四天前,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发布讣告,我国著名构造地质学家和地震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邓起东先生,因病于2018年11月6日23时22分在北京301医院逝世,享年80岁。

  “学霸”

  笑团团的一张脸,扁圆的鼻子上架着一副方框眼镜,左手有些不方便,常常微微弯曲着,一口湖南味道的普通话,夏天一件浅色衬衣、冬天一件黑色外套,再加一顶棕色的小礼帽——这是很多人记忆中对邓起东的印象。这位院士常侧着身子笑眯眯地向人挥手打招呼,说声“你好”。

  1938年,邓起东出生于出生于湖南双峰。上世纪50年代中期,邓起东在湖南长沙读中学。一天,戴着眼镜的地理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几个图形,介绍着褶皱、断裂的成因,对大自然感兴趣的邓起东一下子被吸引住了。

  高中三年的地理课外小组活动后,1956年,邓起东报考了中南矿冶学院地质专业,从此与地质结缘。

  几年的学习很快过去了。1961年,邓起东被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在地质学家张文佑教授的领导下学习做科学研究工作。那时候,一家人都为他高兴,现在家里还有当年专门拍摄的一张全家福,照片上写着“送起东上北京”。

  邓起东是 “学霸”,思路敏捷,过目不忘,考试永远都是第一。女儿邓海鸿念书时,遇到学习上的困难,疑惑地问父亲,“为什么学习这么难?您告诉我怎么办?”

  邓起东也很疑惑,“学习有什么难的?考第一不是很简单的事吗?”

  邓海鸿很无奈。“可能我爸就适合搞学术吧,天生如此。”

  “学霸”创造过多个第一——亲手绘制的第一张国家批准使用的地震烈度区划图、第一张全国地震构造图、第一张大比例尺活动断裂地质图……在地质界人士看来,邓起东是“中国当代地震地质和活动构造学研究的主要带头人之一”,我国现在地震地质和活动构造研究水平能和外国人站在同一条线上,就跟邓起东的导向作用有关。

  能让中国地震地质学研究和外国并驾齐驱,是一位老人几十年的坚持。

  “我小时候啊,基本没怎么见过我爸。”70年代,一家五口——夫妻俩和两个孩子、一位老人挤在一间17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屋里除了床和书本之外,就只有一张兼作读书和吃饭两用的小桌。

  半夜时分,女儿常常迷迷糊糊醒来,总能看到桌前烟雾缭绕,一个伏案工作的背影一动不动——父亲总是工作到深夜,是女儿的童年记忆。

  这个背影,当时正在忙着编制一张重要的地图——全国地震烈度区划图。

  地震区划图是用于抗震设防的地震区划图,如果没有这张图,每一个大中型工程,都要去当地一一考察,费用高昂。1970年国家地震局成立后,决定编制一张全国地震烈度区划图。当时,邓起东被任命为组长主持工作。

  当时最大的困难是,在“文革”时期,全国各地的地震资料没有系统,很零散;野外调查还常常遇到各派别的阻挠。在这样的条件下,邓起东硬是带领同事们确定了适合中国的一套地震区划方法。

  1977年,他们成功了。国家正式批准把这张图作为全国抗震工程和经济建设应用的必备图,并在一年后荣获全国科技大会颁发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在汶川震区向老人致歉

  对一位80岁的院士来说,所获得的荣誉太多了。荣誉加身,却依然有遗憾。

  作为地震地质学家,大地震的发生总会挑起他们最敏感的神经——海城、唐山、汶川,这三个地方,是新中国地震史上三个最刻骨铭心的节点。这三个地方,邓起东都在第一时间踏足。

  1975年2月4日0点30分,辽宁省地震办公室做出了地震预测,并向全省发布预报。寒冬腊月,民兵们逐家上门把不愿出门的老人们背了出来。果然,当晚7时36分,海城、营口县一带发生了7.3级强震,由于提前准备,无较大人员伤亡。

  第一次准确预测到如此严重的地震,邓起东和同事们都感到十分欣喜,看来地震是可以被准确预报的。

  然而,第二年的唐山大地震突然袭来,毫无预兆,让他们从大喜坠至大悲;32年后,这种锥心之痛再次降临。汶川大地震来了,并没有遵循学界认可的规律,也没有出现学界认可的前兆。地震后不久,邓起东刚从加拿大回国,顾不得休息,便立刻赶往震区。

  随行的学生安艳芬回忆,当时北川已经被封锁了,现场惨状令人“冲击巨大”。 废墟中安静异常,偶尔从瓦砾中跳出来幸存的几只家猫家狗,学生们觉得好玩,邓起东一直沉默异常。

  在震区路边,邓起东遇到一位老人,得知他们是从北京来的地震专家,老人遗憾地说:“你们要是早来一天提醒我们,我们的伤亡也不会这么大。”

  听闻此言,邓起东眼睛一酸,几近落泪:“老人家,我们也确实不知道会有这么大的地震,实在是我们无能,对不起。”

  对于地震工作者来说,面对每一次强震的束手无策,都是一场煎熬。此后几年,邓起东五次到震区进行研究,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七十几岁的老人了。

  “邓老师做了一辈子地震研究,最希望的是能减轻地震带给人们的伤害,面对大地震,他的遗憾和普通人的遗憾不一样。”安艳芬说。

  不像遗嘱的“遗嘱”

  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所长徐锡伟也是邓起东的学生,他回忆,老师年轻的时候有雄心,“想要做出准确的地震预测。”

  现在看来,短期内,全世界都无法解决这一难题。邓起东曾跟女儿说过,他相信,这件事儿总有一天会解决的,不过自己看不到了。

  常年野外奔波、加班加点的生活,让他的身体极度透支。47岁时,邓起东得了脑血栓,送往医院时,医生悄悄地对背着他的同事说:“小心,他随时都有可能死在你的背上!”;56岁,又患上心脏病,躺了18天,做造影时还发生了严重抽搐,四个人死死按住他的胳膊和两腿,抽搐才渐渐停止;1997年1月,确诊为肾癌,左肾被切除;今年6月,又诊断出来尿路上皮癌,一直住院。

  直到今年住院之前,这位80岁的老人,每天准时上班,周六日还时常加班。

  “他的身体就是被工作累垮的,要是我早知道会这样,我一定会拦着他的。”邓海鸿想起了父亲去世前写的一份遗嘱。

  11月的一天,在ccu(心内科重症加强护理病房)的病床上,邓起东坐起来,向女儿要来一张纸、一支笔,写下了“遗嘱”两个字。

  女儿有点吃惊,等着父亲继续落笔。接着,遗嘱的第一句话是“希望地质所越来越兴旺”。写到“兴旺”两字的时候,老人已经不记得这两个字该怎么写了,女儿忍不住,说“爸爸,写不动就别写了。”而关于自己的财产、房产,邓起东一字未提。

  他的学生杨晓平说,老一辈科学家的性格都是这样,工作第一,其他的都在之后。这是一般人理解不了的地方。“这栋楼里好多老先生都是这样,也许,对家庭是有亏欠的。” 杨晓平也在研究所工作,他和邓起东的办公室咫尺之遥,说这话时,他敲了敲手边的地图。

  “那哪是遗嘱啊,他就是太爱他的工作了,甚至超过生命,我真的不能理解。”邓海鸿声音哽咽,头摇着说不下去。

  但在邓起东住院后,也曾向女儿提起,普通但多姿多彩的生活,也挺好。“以前从没听他说过。”

  馋嘴的金庸迷

  因为身体不好,邓起东在饮食上有许多忌口。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姚琪回忆,馋了许久后,偶尔能吃点禁令单上的食物,老师都开心得像个孩子。

  邓起东是湖南人,喜欢吃红烧肉。有一次,邓起东发现会议盒饭里有红烧肉,开心地吃了一块,夹起第二块后却满脸纠结:“老婆管得严,到底吃不吃?”姚琪回忆,对当时还未结婚的自己来说,邓老师的纠结简直就是在变相秀恩爱;还有一次,姚琪带了不含糖的纯黑巧克力到办公室。一看到巧克力,邓起东眼睛发亮,美滋滋地说:“今天可以吃巧克力了。”接过巧克力,尝了一口后,皱起眉头:“一点甜味都没有,这哪是巧克力啊。” 失望之色溢于言表。

  邓起东还喜欢文学,他曾跟女儿说过,要是自己不做地质研究,一定是个优秀的文学家。这位一直忙忙碌碌的老先生,唯一和文学扯得上边的,是爱看金庸小说。他的学生杨晓平说,老师有段时间着迷金庸小说,还和他讨论小说里的角色,究竟谁的武功更厉害。

  不过,虽然家里买齐了全套金庸小说,但这么多年来,邓起东却只看完了《倚天屠龙记》这一部。年轻时太忙,没时间;年纪大了,在病床上却再也没有精力了。

  金庸去世那天,邓起东在医院听到这个新闻。他当时脸色肃穆,一言不发。

  6天后,邓起东在抢救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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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美国宾大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金骏远接受专访:美中竞争不会演变为昔日冷战

【环球时报赴美国特派记者王雯雯】“美国无意与中方冷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番话在一些美国学者,特别是“中国通”看来,应该是值得肯定的。在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11月9日于华盛顿举行前,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金骏远(AveryGoldstein)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就两国展开对话的重要意义、对双边关系现状及走向谈了自己的观点。金骏远对中国的研究十分深入,曾将新中国成立后的大战略归纳为冷战前的“生存战略”和冷战后的“复兴战略”,而对中美战略互动的未来发展,他一直强调要避免战略误判。在这次访谈中,他依然强调,外交安全对话对美中确保理解对方将如何行事至关重要。

美国害怕中国“过度”缩小差距

环球时报:您如何看过去两年的中美关系?

金骏远:我要说的是过去一年多来双边关系已严重恶化,但现实是,在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时美中关系就已开始恶化。美中之间存在许多引发冲突的事务,而双方继续密切合作的领域正相对减少,如气候变化、反恐和伊朗核协议等。我认为,这种关系多半已开始转向2016年美国大选时的情形,其实就有意对中国推行更强硬路线而言,当时共和党与民主党持相当类似的立场。因此,即便希拉里胜出,她的顾问也会对中国采取更强硬手段。

在特朗普政府中,他安排的人不仅更决意与中国对抗,而且还以一种令人尚不清楚的方式:到底是一种意在重启双边关系的谈判战略,还是一种旨在压制中国的长期对抗战略?可以说,在第一年任期内,特朗普总统并未采取太多重要行动,只是从今年5月和6月才开始采取一些看似将使美中双边关系真正变得更困难的实际政策,尤其是在经济事务上。但对华关系不仅限于一场贸易战,贸易只是其中的最小部分。它还事关(中国)投资、供给链和美国在经济上与中国相互依赖可能产生的安全后果。如此看来,整个问题都已完全浮出水面,涉及网络安全、技术安全、知识产权安全以及军事安全,美国现在担心的是:这条与中国相关的“供给链”可能给美国的军事装备生产带来影响。因此,美中之间目前的根本问题是,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治下的美国都在担心中国与日俱增的财富和实力对美国的全球利益意味着什么。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利益冲突真的如此严重吗?

金骏远:有关美中利益冲突已被夸大。这与担忧有关,如刚才所说的美国担忧中国与日俱增的实力。实力并非一种利益,问题是有关利益的本质正让美国对中国的实力感到忐忑不安。此外,我们希望全世界都信奉“等同于普世价值观的美国价值观”,但中国显然并不这么认为。这也是美中两国存在根本利益冲突的领域之一。双方在“航行自由”上也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但我并不认为这是根本性的。

在经贸领域,除非你相信在特朗普政府内有人认为经济是中国致富美国就将遭罪的“零和游戏”,否则真的难以理解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特朗普政府认为贸易就是增长不够快的蛋糕,如果我获得更大一块,你就只能得到更小的一块。

环球时报:美国到底“害怕”中国什么?

金骏远:美国仍有遥遥领先的最强大国家地位。从军事能力、经济能力和科技能力的现实评估看,中国仍与美国相差甚远,但美国并不希望等到中国“过度”缩小这种差距。毕竟在全世界与美国有关的大多数地方,美国目前都不用担心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其随心所欲。可是,在中国家门口是个例外。尽管美国拥有能为所欲为的军事实力,但如今中国已强大到足以使美国在中国附近这么做就将面临极大风险的地步,因为中国能惩罚美国并迫使美国付出相应代价。

在美国看来,如果这是目前的东亚现状且中国正变得非常强大,那么美国就有可能也在其他地方面临这种状况,而美国更渴望其自身仍是全世界保持巨大优势的最强大国家。因此,美国正在担心中国迎头赶上。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民主党和国会都担心中国是否正迎头赶上,(即便追赶也)至少需要“公平”追赶。

美国现行政策无异于灾难

环球时报:美国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心态复杂,有时还施加阻力。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金骏远:美国对“一带一路”的反应并不有利于该倡议。尽管时任国务卿蒂勒森和现任国务卿蓬佩奥等官员都谈论所谓“债务陷阱外交”,但那只是宣传言论而已。问题是在开展“一带一路”项目的地区,到底有多少国家持这样的观点?在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到底在发生什么的情况下,美国的反应只是批评中国。美国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以前和现在都没有达到其应具有的透明度。

美国人和欧洲人对非洲或拉美的投资也曾引发反对的声音,但我认为中国人已学到一些经验,尤其是在非洲。21世纪头10年,中国在对非投资和贸易中也积累了经验教训,如在一些案例中未曾认识到有关交易是否看起来仅使中国和中资企业受益而不惠及当地人,而这样的做法终将带来问题。在前不久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新达成的协议彰显中国已深知必须不断加深和改进合作,以确保帮助非洲国家发展。

环球时报:美国政府的一系列“退群”做法,将对世界秩序造成什么影响?

金骏远:我无法为特朗普总统的此类行为辩护。美国现行政策正在破坏美国帮助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这无异于一场灾难。在我看来,这是适得其反之举。遗憾的是,正如我们在有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世贸组织和其他多边机制内所看到的,美国想要摧毁这种秩序。那些机制仍将继续存在,但没有美国支持将无法保持原貌。一旦美国破坏这些机制,就将难以重建它们,尤其是当我们正置身于一个美中两国相互怀疑的世界之中。

美中不要误读对方行为

环球时报:如果美中两国发生正面冲突,会有哪些触发因素?

金骏远:我不认为经济事务将成为触发两国冲突的因素,因为最严重的状况是军事冲突。但(真正的)危险状况将出现在引发中国认为需要采取行动,并反过来迫使美国决定该如何应对的南海事件,以及美国对台政策改变等事态上。相对而言,我并不那么担心朝鲜问题。其实特朗普总统已排除充满风险的军事选项——对朝鲜使用武力。考虑到韩国和中国的态度,我不认为特朗普能重新对朝鲜开展“极限施压”。

环球时报:在您提到的这些大背景下,中美外交安全对话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金骏远:我认为这种对话至关重要。虽然它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两国关系,但维持沟通渠道非常重要,因为双方都必须找出如何管控这种竞争的方法。国家之间的关系存在“3C”状态,即合作(Cooperation)、竞争(Competition)和对抗(Confrontation)。尽管美中之间存在一些竞争领域,但中国仍希望双方长期合作。目前真正令人担忧的并非是双方能维持多大程度的合作,而是能否确保在竞争范围内且不转向冲突,特别是不相互误读对方的行为,从而导致危险事态失控。我认为,美中两军之间的交流极其重要,无论对双方找到如何管控美国开展有关“航行和飞越自由”行动的方法,还是确保双方在发生舰只相撞时防止事态失控都是如此。这种对话对美中确保理解对方将如何行事至关重要。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会像一些媒体炒作的那样,将出现一场冷战吗?

金骏远:我们不妨这样说:一场冷战总比一场热战好。一定意义上说,我们两国已进入一场“冷战”,其间双方都在很大程度上将对方视为竞争者、对手甚至敌手,但其中仍有某些区别。如今两国间的意识形态问题并不严重,这迥异于美苏冷战时期。但美国正将此视为与一个主要对手进行的“双极之争”。

当今世界毕竟不同于以往。尽管无论美中之间的竞争如何发展,都已导致紧张局势且引发双方制定相应军事计划,但这样也还是不同于冷战时期,因为当时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完全与西方隔绝,而现在并非如此。无论美中关系将变得何其糟糕,这种竞争都不会演变为昔日的冷战。东亚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和中亚国家都不会切断与中国的联系。来自冷战的一个好经验是双方应奉行不仅进行战略对话还需开展军备控制磋商的理念,因为该理念能管控竞争并降低导致关系紧张升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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