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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08 01:45

新牛百万大厅拼十作弊器:可乐能灭火?其实不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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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全会二:重组的世界:全球贸易新格局。有请主持人《财经》(博客,微博)杂志执行主编、《财经》智库总裁张燕冬博士。

  张燕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进入到全体大会二:重组的世界:全球贸易新格局。今年《财经》年会在形式上有一些改变,这次为了让嘉宾更充分地讲自己的观点,基本上是一个一个讲及大家都知道,贸易摩擦是当前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它的不断升级将怎样影响世界贸易和经济形成的新格局,进而又怎样影响未来经济全球化的形态和治理机制,如何认识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动机和影响,贸易战最终会走向哪里?对中国自身来说,如何以更开放的态度应对贸易战,以更大的力度解决中国国内改革存在的问题?我们这个环节就讨论这几个问题。

  首先,让我们请出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终身讲席教授、亚洲开发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老师。

  魏尚进:谢谢。各位嘉宾,下午好。我今天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全球贸易格局重组形势下的中国改革”。

  展望世界经济未来有三个比较大的风险因素:第一,美国的升息。美国升息,根据历史的经验,会引起新一波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危机和债务微机。今天早上耶伦主席也确认了这样一个规律。第二,贸易战的进一步演化,可能会引发全球需求的萎缩和由于不确定性的增加造成的全球的投资的萎缩,这对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会造成很多负面影响。第三,美国经济会出现一个转型,它的转型是从目前的经济可能过热,增长高于潜在增长率,向相对萧条过渡,美国升息、股值的萎缩,会造成消费需求萎缩和投资需求萎缩。这三个风险是所有世界经济中的国家都需要面对的情况。中国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贸易战GDP的比重要高于美国,高于许许多多其他国家,这样三大风险也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风险。

  当然贸易战是一个很难逃脱的词汇,贸易战的前景扑朔迷离,至少有两个结构性的因素会影响贸易战发展的情况,有些人说,贸易战会短期会变好,短期会变坏,有的人说中期会变坏,中期会变好,我想强调两个结构性的因素,是很难有短期的因素来改变的。第一,美国去年实行的税收改革,大幅度的降税,造成美国政府赤字大幅度上升。这个因素本身,会造成美国每年对外贸易逆差大约会上升1000亿美元左右,其中美国对华的贸易逆差会增加500亿美元。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增加,政客不一定把这个现象和美国的税改挂起钩来,这个因素不是由中国的政策可以改变的,会是短中期之内造成贸易摩擦进一步恶化的一个结构性因素。第二,可能会给双边的关系带来转机,美国一年半到三年左右,经济可能会出现萧条。刚才说,美国经济已经过热了,一般的规律,经济连续好若干年,也会往下走,再加上美国的升息会对投资有影响,美国升息,由于股市估值的萎缩,美国的股票和中国的股票很不一样,中国拥有股票的人是少数,股票的财富占总储蓄中的比重很低,而美国多半,起码通过退休金,都直接或者间接拥有股票,所以美国股市下降,对美国大多数居民的财富有比较明显的缩水作用,消费下降,从而经济也会下降。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希望美国进入萧条的,因为美国进入萧条总是会对别的国家经济有负面影响。但我讲一个有意思的事情,美国经济的萧条,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会缩小,美国的危机的时候,往往美国对国际合作的意愿加强,其中包括美国与中国的合作意愿会加强,从而对贸易摩擦可能起到一个转机的作用。

  历史规律是,当美国经济进入萧条的时候,往往它的贸易逆差会变坏,本国的就业情况会变坏,贸易逆差变小的话,他对别的国家指责也会少一点,同时国际合作的意愿也会大一点。从这一点上说,美国经济的萧条反而可能是国际经济形势缓转的一个机会。

  回到中国,中美的贸易摩擦对中国的经济是个负面的作用,但很多挑战并不一定是由贸易摩擦造成的,中国有很多结构性的因素构成了挑战,比如劳动年龄段的人口,中国现在处于负增长阶段,能做事的人数,每年在减少。中国工资水平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当然这是好事,但同时表明,很多传统有优势的行业今天不再有竞争力,需要转型,转型的压力很大。这些因素不一定一定要和中美贸易摩擦挂钩,当然贸易摩擦以后,几个因素交互作用,对经济的挑战又增加了。

  还有一些因素,比如民营企业面临一些制度性的因素,使得要素成本比较高。还有一些法规制约了企业的用工灵活性,也有部分企业家对经济发展的前景有不确定感。企业家都说,要减税降费,把费降到零是最好的,但这从社会来说是做不到的,多半的政策改革都是兼顾各种制约的,所以需要讨论的是,在制约中寻找相对最优质的。

  我有四个建议:第一,关于减税降费的做法。在亚太地区,很多国家增值税比中国低,不仅仅是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即使一些发达国家,包括新西兰、澳大利亚、韩国、日本,都是增值税比中国低的。所以会说,看这个数字不应该要减税吗?但不同的国家税收的结构不一样,政府拿税是要做事情的,政府会说你要把财政赤字搞到多大,政府债务要增加多少,要不要兼顾可持续的问题?我的建议是,政府应该考虑临时性的减税,所谓临时性的减税,可以宣布临时性的下条增值税,比如接下来两年从16%降到12%,同时增加投资对企业所得税抵扣的比例,但事先宣布,汇率要恢复到今天的水平,除非那时候发生比较大的萧条要来对冲,否则降两年税,第三年回到今天的水平。这样的做法有什么区别呢?有三大好处:一是相对于永久性降税,临时性降税对投资需求的刺激,对消费需求的刺激更大,因为今天明天要做事,后天税又回去了。研究表明,对比永久性降税对经济性刺激更大。二是临时性降税对财政压力小很多。同样降税,需要增发的政府的债券也少。三是临时性降税会进一步降低中国的贸易顺差。这个可以用来部分对冲由于美国降税造成的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会上升的风险。

  第二,中国制度性的要素成本很高,比如五险一金,五险一金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处于比较高的位置,我把它叫法国化。法国有很多东西值得中国学习,但是法国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未必值得中国学习,中国和发达国家的中位相比还高。企业家更加关心的是员工的解雇成本,中国比大多数的发达国家还高,这不是指绝对数,员工的解雇成本相对于该国的平均水平来说,中国是非常之高。把解雇成本降低,五险一金降低,主要的目的是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雇工用工的兴趣和意愿。在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时候,没有大的负面冲击的时候,你不去想它灵活性有没有重要性,问题是当大的负面冲击来了,有没有灵活性可能就会决定这个国家会不会出现普遍性的。中国假如WTO的时候发生了非常大的结构性改变,但没有看到有很大失业的出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地的劳动力市场非常灵活,但2008年以后,这个现象发生了变化,今天我们需要把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提高上去。

  第三,中国政府可以做一些行政改革,把减税降费持续做下去。中国政府有做行政改革的空间,具体怎么改?首先,在企业管理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企业的层次不断下降,从典型的公司的CEO到部门经理,到车间主任,为什么下降呢?一个重要背景,管理技术在提高,信息技术在提高,这些用好的话,可以消减降低企业的管理成本。政府也是,对社会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变化反应要低于企业,中国的政府从最高领导人到下面有五层,再底下还有第六层,一共有六层的行政,没有变化过。如果六层在60、70年前是一个最优的结构,今天还是不是最优,可以考虑。是不是可以考虑把政府的层级抽掉两层,并不会影响效率和执行力,这样公务员数量可以大大减少,部分抵消掉中国出现的人口老龄化,就业年龄人口出现负增长的挑战。更加重要的是,同样收来的政府的税收,可以用来做别的事情,增加其他的公共产品的支出,或者用它来做为减税降费服务。

  第四,将竞争中性作为治理经济的重要原则。什么意思呢?在监管的设计执法过程中,在银行贷款及其他资源的分配中,在获取政府的合同等等,各种各样的商业环境中的企业之间的竞争所有权,是不影响这些资源配置作用的。人民银行易纲行长提过,但还没有其他更高层的领导有直接这样的讲法。竞争中性原则的执行,可以进一步提高民营企业的投资欲望。我把它想象成,实际上降低营商成本,又不需要花政府财政支出的做法。另一个好处,这也为中国以后参加WTO的改革打好基础。WTO的改革,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想法,很多国家对中国的企业的行为有很多要求,中国对WTO应该改成什么样更加有效率,更加公平,也有效率。做好竞争中性的改革,也为参与WTO改革打好基础。

  总结一下,以上四个建议之间是有很强的互补性的,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行政管理层次的改革,也为减税降费打好更加可持续的基础。临时性的降税可以间接降低中国的贸易顺差,竞争中性原则,也是别的国家对中国的期望,虽然竞争中性的执行,最大的受益者并不是别的国家的跨国公司,最大的受益者会是自己国内的民营企业,过去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民营企业能不能快速发展是中国经济能不能快速发展的最最重要的一个主力军,所以竞争中性,既有利于中国本身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和贸易伙伴国的谈判。

  谢谢。

  张燕冬:非常感谢魏老师。魏老师把全球经济的三个风险拎了出来,美国预计2020到2021年可能经济持续往下降,你觉得这个判断是不是精准?

  魏尚进:美国经济现在在3%左右的增长,美国经济过去一百多年,好的时候平均增长是2%左右,所以2%是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因为今天的增长率高于潜在增长率,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过热,过热的原因是由于财政刺激,没有必要刺激的时候他刺激了一下,这是有风险的。今天的增长率是不可持续的,逻辑上说,它会要掉下来,掉下来的过程会造成萧条。另外,美国的升息会对美国的投资有负面的影响,美国的股市普遍估值偏高,估值回归正常的过程,会造成估值萎缩,由于财富萎缩造成消费萎缩,从而对经济有负面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接下来大约两年左右出现萧条还是靠谱的讲法。

  张燕冬:大家都上减税减税,我们的政策一直这么提,但好多人说越减越高。您提出了减税的建议时,其中有一个临时性减税,您觉得这个有操作性吗?

  魏尚进:我觉得非常有操作性,因为临时性减税,既是宏观需求管理,也是结构性改革,因为它相对于永久性减税对财政的要求低,同时对需求的刺激还大,应该说很难找到更好的。上一轮增值税的下降17%到16%,我没有觉得,但总理反复强调说,我们税务明明少了很多年,怎么说明降暗升呢,如果临时性降税,可以把税率降的更大一点,因为从最终贴现值来说,政府的压力更小。

  张燕冬:谢谢。下面有请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齐鲁资管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老师。李老师今天讲话的题目是“我们如何应对贸易战。”

  李迅雷:谢谢张总编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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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员“限薪令”终于落地。11月9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以下简称“广电总局”)在网站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目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遏制影视圈追星炒星的不良倾向,严格控制综艺节目嘉宾片酬,加大网络剧治理力度。今年以来,广电总局对影视圈不良作风的整治力度不断加强。不过,有制片人告诉记者,有明星明确提出不降薪,要求对损失换一种方式补偿。不过,也有上市公司董秘否认这一说法,认为违规操作不现实。(11月12日《证券日报》)

  演员的薪酬太高,导致影片质量低下,这是当下最令人诟病的,因此,演员“限薪令”也就应呼声而出,根据规定,每个综艺节目全部嘉宾总片酬不得超过节目总成本的40%,主要嘉宾片酬不得超过嘉宾总片酬的70%。具体到电视剧而言,每部电视剧网络剧(含网络电影)全部演员片酬不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其中主要演员不超过总片酬的70%。演员“限薪令”是下了一场及时雨,值得肯定。

  根据新丽传媒的招股说明书披露,2016年支付给天津欣喜相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女主周迅方)的《如懿传》剧组劳务费用为5350万元,支付给东阳横店连俊杰影视文化工作室(男主霍建华方)的劳务费用为5072万元。这意味着仅两位主演的公开片酬占总制作成本的比例接近35%。拿天价报酬的演员实在太多了,要不然,范冰冰也不会被罚那么多了。对于演员“限薪令”,一些明星自然不太愿意,毕竟钱拿得少多了,因参与综艺节目《中餐厅》薪酬超标,赵薇、舒淇退回4000万元,拿到手的钱却被退回,自然不太情愿。对于演员“限薪令”,一些明星信奉的仍然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要求换个名目进行补偿,更有甚者要求通过境外银行转账。这样明着明星是降薪了,但实际上却没有降,这是从“暗中”消解规定,这些明星可谓是“心”不死,并没有吸取教训。当然,一些明星之所以有如此想法,一方面是出于以往的经验,认为管理多是一阵风,等风头过去了,“限薪令”也就名存实亡了,另一方面是出于监督的消极对待,认为监督没有那么厉害,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消解,一些明星这么想,不是智商有问题,而是凭借以往的“经验”,更觉得凭借自己团队的“聪明”,是没有问题的。对此,更需要认真对待,不留下任何漏洞,关键是做到:其一,将“限薪令”变成“透明令”,演员的报酬不仅要上报,更要公开,演员在哪部戏中能够拿到多少报酬是透明的,这样既利于民众监督,又利于全额纳税,而不会出现偷税漏税现象;其二,给予最为严厉的处罚。《通知》已经提出惩罚措施,如果制作机构无正当理由或隐瞒不报嘉宾薪酬情况,一经查实,由所属协会上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视情况依法采取暂停直至永久取消剧目播出、制作资质等处罚措施。这些惩罚措施更要落实到位,不能在某个环节“卖了人情”。

  演员的“限薪令”要名至实归,这需要财务透明规范,需要监督全方位有力,需要惩罚严厉到位。如此,才能倒逼明星放弃高报酬,回归市场,而不是在“限薪令”下如鱼得水,仍然赚个盆满钵溢。